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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随着 明显而现实危险准则和言论自由市场理论的提出，人们对煽动性诽谤的批评日渐增多。

[16]急速处分，即暂时处分，急速处分为释宪声请人用语，后大法官统一为暂时处分。其一，草案第2条径直规定：宪法法庭由全体大法官组成，审理下列案件：……其审理案件类别基本涵摄现有审理法第4条、第19条和宪法增修条文第4条所规定的案件类型。

其二，据修法说明，审理程序法庭化被列为修法的主要目的，草案亦为此增订多项法庭活动之重要规定，包括回避、案件当事人（含他造代理人）、代表人、诉讼代理（含强制代理）、公开审判、言词辩论、证据出示、证据调查、举证责任、暂时处分（下详）、期日、送达、补正、阅读卷宗、案件层转、不予受理和案件撤回等诉讼法上的特有制度。可以说，草案设计的那些程序只是一件华丽的摆设，要想通过宪法法庭达到弹劾总统的目的，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根据草案，删除宪法释疑案件后，宪法法庭审理案件的类型包括宪法争议案件、法令违宪案件、统一解释案件、政党违宪解散案件和总统弹劾案。参见吴庚：《宪法的解释与适用》，三民书局2004年版，第369—370页。从一般法理而言，对于已经审结并作成判决的宪法案件，若出现与作成判决时迥异的社会环境，声请人自当就新的事实提起再审。

[12]参见汤德宗：《权力分立与违宪审查》，载汤德宗：《权力分立新论》（二），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75页以下。[26]上述案件，均可参见释字第613号解释大法官许玉秀的部分协同意见书所附的《定缓失效期间或失效期日之大法官解释》，彭茂生制作。信息是沟通建构出来的东西，而非意识系统的运作。

（二）行政法对行政认知开放的依据与界限系统的纲要化负责系统的开放性，使得系统同时能够考虑到外在的既存事物。毕竟公法学一直都需要其他学科的知识，而且也从未放弃过向其他学科学习。行政法靠符码化保持其规范运行的封闭性，靠纲要化获得其认知上的开放性，才能建立以法与非法为基准的独立的行政法系统。关于行政与行政法关系的论述在该书第三编客观行政法第一章行政与法中出现。

[13]如果混淆了功能（Funktion）与成就（Leistung）[14]，就会误将法律功能外的成就期望的失落归诸为行政法功能的失效。不管怎么跨，法学最终是用规范的正当性，而不是用数字、图表、公式来说服人。

[11]卢曼特别指出行为的调控和冲突的解决都不能作为法律的功能。只是作者将行政与法这个论题换成了法对行政的意义。但法律系统却并不因此是自足（Autarkie）的。在一个功能分化的社会，法律的功能是不能由政治、经济、宗教等系统的功能所替代。

也就是说，这必须依据‘法/不法这组差异，并且衔接上法律的纲要来进行——而这无非只是由于：若不如此的话，将没有人能够辨认出，这到底是否还与法律的过程有关。实际上，在卢曼的学说中，封闭性不能被理解为开放性的对立面，而应被理解为开放性的条件。摘要: 一直受行政管理认知的影响，行政法系统很难按独立的法律预期来解决行政争议。本文在正文中一律从习惯使用卢曼的译名，而在注释和参考文献中则会出现鲁曼的译名。

在卢曼的术语体系中沟通并不是人的行动的结果，而是社会系统的产物。[1]这种对行政法作用的过高估计间接导致行政法学变成了行政学的行政法学，行政法学一直被行政管理问题牵着走，很少按法律解释技术去分析或解决行政法的问题。

所谓规制国的悖论，是指一些规制的目的本身是正当的，但由于选择了不适当的规则方法与策略，导致规则目的无法实现，被‘自我挫败。（二）过分夸大行政变革对行政法带来的认知压力日本学者大桥洋一的《行政法学的结构性变革》一书中关于行政与法的关系的论证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在他那里，实用主义优越于怀疑论调，然而，关于法律与行政的外部关系问题却被回避了。[4] [德]汉斯·J．沃尔夫等：《行政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2页。参见[德]卢曼：《社会的法律》，郑伊倩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0页。在纲要化的层次上，法律同时是封闭和开放的：就规范只能从规范中获得这一点来说，它是封闭的。在此我们有必要关注一下卢曼的功能理论。我们今天要求着眼于现实运行中的行政活动以及对其加以实际规制的法律。

只有法律才会运用这样的编码形式，也只有采取这一符码形式的沟通才是能够被法律所识别的沟通，从而成为法律沟通。传统行政法学对行政与法关系的处理策略是对行政进行形式性的界定与描述，且采取纯粹的法律视角对行政进行限定。

但就整个系统运作来说，这种开放必须有益于系统的自我生产。而且在一个高度复杂性的风险社会，控制逻辑的失效使得理性和目的在规制图景中的地位日渐下降。

[21]也就是说，即便在当代，也并非所有社会的法律系统都依循严格的符码化，从而进入被卢曼称为法律的实证化的法治阶段。长久以来，我国行政法学未能很好地区分开行政与行政法的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三种分化间并不存在彼此排斥的关系，而是可以共存的。大桥洋一用比较研究法细致地考察了德日两国行政法学与行政学的分化与融合论题。二者必定有一个交集——行政。那些具这种外部的功能主义视角的研究成果也被陆续介绍到国内，并对我国行政法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些界定行政与法关系的传统方法可称为内部视角。有学者认为，既然行政法是直接为行政管理服务的，而行政法学与行政学只有一字之别，它们的内容应该是相通的。

这其实也是现代法治的应有之义。关于法律的自治性和自创生特性，国内学者已有许多研讨，本文无意在此重复既有的共识，只结合论题集中分析一下行政法运行封闭和认知开放的依据。

[8]参见李洪雷：规制法理学的初步建构（代译序），载于[美]凯斯·R·桑斯坦：《权利革命之后：重塑规制国》，钟瑞华译，李洪雷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代译序，第11-12页。[9]行政法系统的环境是指一切与行政有关的社会现象，包括组织、行动、过程、人或者物等等。

进入专题： 行政法 。另一方面，这又表现为在系统纲要的基础上，法院的决定是否具有可预见性。来源：《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5期。[17]换句话说，行政法学对行政的关注集中于规范层面，而行政学则关注行政的事实层面。

似乎朝行政法中输入行政的内容，比如行政机构的设置原则、行政管理的现代化、科学化、高效化等指标，行政管理的问题就解决了。立法、执法和司法的重要功能就是贯彻合法/非法这对二元符码。

它所取得的是必要的强制可能性（行使公权力的暴力）。但是，正常的跨学科发展应当是既跨的出去，更应当跨的回来。

（一） 混淆行政法的功能与成就行政法可能有很多用处。规制国悖论中的某些表现其实也与对行政与法关系的定位不准确有关。